这里说的是一九三九年,由于他逃离重庆,准备投敌,而引来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河内刺汪案。
一九三九年三月的夜晚,高朗街这个越南首都高级住宅区,静谧迷人,偶尔走进这里,会给人一种神秘感。
几天来,每到子夜时刻,总有一个黑影顺着路旁的梧桐,飞快地向前移动,又总突然在二十七号花园的围墙外刹住脚,然后转过身,双眼警惕地搜索着周围,等觉得放心了,便翻墙入园,销声匿迹地钻入房内,此人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之一曾仲鸣。
他每晚在外鬼混,非至半夜不回,但又不敢拍门惊动他人,因为那样会遭到来自顶头上司的责问,故施展了越墙入院的本领。
然而,就在曾仲鸣连续翻墙的几天里,二十七号洋房对面的树后,隐藏着的几双利眸正盯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每天上午九时许,他们总是轮流用望远镜向二十七号三楼的正厅观察着,议论着。
二十七号内的人,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们的住宅对面,有人对他们发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些人便是军统局的高级特务,他们正在执行着一项特殊使命。
深夜的枪声分外的刺耳,使人感到惊心动魄。连续短促的枪声,在那多事之秋,立刻会让人猜定,又是一件刺杀案。确实,这枪声揭开了神秘的刺杀内幕,行刺的对象是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
精卫是他一九O五年留学日本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时间一长,就成了他的正式名字。
绍兴是有名的出“师爷”的地方,这位先生因功名无份,便转而习幕。后因游幕广东甚久,遂又寄籍番禺。
幕僚是封建时代的小官吏,汪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既没有经济困难,又有“世代书香”的传统。因此在汪五岁多时,就被送入私.塾就读。可是好景不长,象是命中注定了他幼年孤独的命运,十三岁那年丧母,十四岁丧父,从此寄生于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家中,兄长生性冷酷,使汪深感寄人篱下的凄凉,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决心奋上的种子。
一九O四年,汪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广东留日官费生,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
那时的东京,云集着中国的大量知识分子,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激烈斗争的前哨阵地。
汪以犀利的笔锋,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成为令人瞩目的青年革命党人。
以后,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全力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同盟会分会,筹集革命经费。
在革命年代里,汪精卫积极热情的革命精神和高出他人一等的才能,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在党内有一定的威信。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他成了孙中山的接班人,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身兼三要职。
一九二五年八月,刺杀廖仲恺案发生后,汪精卫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将胡汉民放逐俄国,除去了自己的政敌。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蒋介石也乘机打击粤军司令、军政部长许崇智,宣布许“十大罪状”,使许出走上海,为自己夺取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领导权创造了条件,扫除了障碍。
从此,在广州国民政府内形成了汪精卫和蒋介石并列的局面。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大,蒋介石想攫取更大的权力,最终取汪而代之。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背着汪精卫,在广州发动了“三二事件”,逮捕了员。
汪精卫是党政军的第一把手,这样重大的事件,事先一点也不请示,无疑是对他的否定。他要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人将蒋抓起来。但这些人都没有这个胆量,因为蒋手中握有重兵。
汪用以退为进的办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抗议蒋的“不轨”行为。这个事件是汪蒋斗争的第一个大回合。
蒋介石表面上也表示欢迎。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三个月后,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将无数的人砍倒在血泊之中,从此开始了他反动的生涯。
然而蒋汪共同的反革命目标并没有使他们携起手来,相反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却愈演愈烈。
汪仗着在党内的威望,带着拥护他的“改组派”,活跃于各派军阀之间,进行积极的反蒋活动。
一九三二年一月,蒋汪为了各自的利益,表面言归和好,互相妥协,实行蒋汪合作,汪出任了政府行政院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但蒋汪的合作,只不过是蒋的权宜之计,因此汪此时仍不时受到蒋暗中对他的限制和排挤。
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他,只有投靠日本,有日本人撑腰,才能抗衡有英美作后台的蒋介石,自己才有出头之日。
因此在他们合作的几年里,汪自告奋勇地代表政府主持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卖国条约。
为此他还背负了卖国的罪名,并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遭到晨光社记者的枪击,当即倒于血泊之中,幸抢救及时,才免于一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妄图用武力吞并全中国。中国守军不顾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奋起反击,从此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敌军长驱直入,攻占太原、上海,接着又威逼首都南京。兵临城下,内弥漫着投降的空气,投降派活跃异常,公开宣扬放弃抵抗,与日本修和。
汪精卫表面上主张抗击日本的侵略,但暗中却竭力宣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阴沉调子。
于是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的公馆里,每天都聚集着象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跟着汪的投降主义指挥棒,弹着民族失败主义亡国论的低调。
因汪精卫的地位高,骨子里主张与日“和平”,无形中就成了投降派的首领。在他的影响下,内投降空气日益升华。
汪急于对日“和平”,因蒋介石未公开表态,使汪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出动优势兵力,妄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不料战事一起,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形成了长期战争的形势。因此,它在对实行以军事打击为主的同时,还企图通过法西斯德国,劝说政府早日投降,实现其不战而亡中国的目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斡旋,蒋介石立即表示愿意谈判。
谈判过程中,汪精卫一伙穿插其间,参与密谋。眼看蒋介石同陶德曼往来频繁,有谈和可能,汪精卫惟恐在日本面前失宠,便抢前一步,于十二月五日接见新闻记者,公开施放“和平”空气。
汪精卫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议,准备接受日方谈判的条件。但蒋介石表示,此事需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商议后方可决定,给汪精卫泼了一头冷水。但汪精卫不甘心,硬要孔祥熙签字,接受“和平”条件。孔因没有蒋介石的许诺,不敢贸然签字。
为此汪大为恼火,责孔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活脱脱地显出了他那汉奸的丑恶嘴脸。
陶德曼调停的失败,使日本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扶植傀儡政权以逼政府投降。
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即第一次对华声明)。
三月,便在南京扶植起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积极策划将已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成立的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相合并。这是日本人的威逼政策,急得汪精卫一筹莫展。
蒋介石不敢接受陶德曼调停时日方的新要求,一是怕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是怕过多地损害英美的利益。至于内心,并未消除与日“和平”的愿望。
日本对华声明发表后不几天,蒋介石在周佛海的提示下,于一九三七年底召见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授意他向外交部请长期病假到香港“休养”,设法试探日本东京方面的谈和条件,并伺机尽快东渡日本作重新谈和的准备。
蒋介石还破例每月从军事委员会开支中,拨付八千元作为高的活动费,还发给他一张军用通行证,以免检查,泄漏机密。
三月五日,高宗武衔命秘密从香港到达上海,在交通银行经理唐寿民的家里,约见了松本重治,迫不及待探询“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是真是假。
十六日,高宗武、松本重治又在华懋饭店(今上海和平饭店南楼)同刚从日本回来的董道宁、伊藤芳男会见。
从这次会见中,高宗武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日本虽然发表了近卫声明,但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趋势,“日军内心真正的意向无疑是想迅速招致对华和平”。
一个星期后,高、董从香港回到汉口。一回汉口,高、董首先将谈判情况向汪精卫和周佛海汇报,同时又将从东京带回的影佐祯昭给他的中国同学何应钦、张群的信给汪和周看。
汪认为,信虽然是给私人的,却有着政府的意图,于是通过陈布雷交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蒋此时又想吃羊肉,但怕沾羊膻,所以信在他的桌上放了三天,仍不作任何表态。
蒋介石不表态,使高宗武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更使汪精卫急不可耐。汪认为高宗武这条线,是通向与日本“和平”的渠道,决不能断绝,因此不待蒋表态,便让高宗武去香港,继续和日方联络。高此次香港之行毫无进展,因为日本内阁即将改组。
不久,新内阁外长宇垣一成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显然,这是向施放的钓饵。
对于高的活动,蒋介石一清二楚,他也生怕“和谈”这着棋让汪抢先一步,因此决定另派他人与日本谈判“和平”条件。
高宗武得知蒋介石的打算,不敢再轻举妄动了。然而。汪让周佛海做高的工作,连骗带吓,让他赶快同日本人接触。
六月初,高行色匆匆地再度赴港,同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举行多次会谈。
在东京,高通过与日军总参谋长多田骏、陆相坂垣征四郎的会谈,了解到日本希望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的愿望。高得知日本的这种愿望,暗自高兴。
回到香港,又怕因未经蒋介石同意私自赴日而遭蒋的扣留,不敢回武汉,即派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庠将自己在东京谈判的情况报告交周佛海,由周转呈汪精卫。
汪得到来自高的报告,不禁心花怒放。为了借日本人的势力压一下蒋介石,汪让周将报告给蒋介石。蒋看完报告,大发脾气,骂“高宗武是个混蛋!是谁要他到日本去的?”
尽管蒋大发雷霆,但汪通过高宗武已摸到了日本人的底,决心以“跳火坑”的精神单独经营这次政治交易。
汪决心下定,便立即施展了他的看家本领,鼓起如簧之舌,宣扬投降主义的谬论,为投降日本制造舆论。
高宗武从东京回到香港不久,便生起病来。在这节骨眼上,汪不得不派梅思平担起高的使命。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四日,梅在香港同松本重治密谈五次,初步确定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条件和行动方案。
十月二十二日,梅回到政府所在地重庆,把勾结的情况,通过周佛海、陶希圣转到汪精卫那里。汪得到梅思平的报告,大喜过望。
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证实了梅的报告,使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于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汪委派梅返抵香港,邀高宗武同日本方面在上海进一步谈判。
十一月十二日晚开始,上海虹口体育会路七号的洋房内,鬼影幢幢。一连三天,高、梅和日方的今井武夫、伊藤芳男等,为汪精卫投降进行着肮脏的预备会议。谈判的房子因名“重光堂”,故会谈被称作“重光堂会谈”。
这次会谈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证录》、《日华协议纪录谅解事项》的文字协定。会谈一结束,双方立即进入紧张的实际活动。
十一月二十七日,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内带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汪与周佛海等人密商后,决定承认密约,并命梅十二月一日到香港对日方作正式答复。并决定汪精卫十二月八日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有了明确的时刻表,汪精卫立刻作逃离重庆的准备。
汪精卫出逃,计划中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当时的法属越南。从重庆到越南,必须经过云南。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汪精卫先派他的妻子陈壁君秘密潜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
这个当年昆明的土皇帝龙云,对蒋介石是不满的,而对汪精卫不但同情,且有好感。
几天后,陈璧君兴匆匆地带回好消息,告诉汪精卫,如汪要出国取道滇省,龙云愿负责安全并提供便利。龙云的保证,使汪犹如吃下一颗定心丸。但如何逃出重庆,汪也感到是很伤脑筋的问题。如果成群结队而行,必然使人生疑,显然使不得。于是决定分期出走: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名义于十二月五日先去昆明,陶希圣也尾随而至。
汪精卫定于八日离开重庆,借口是去昆明、成都演讲,同时电约在成都的陈公博去昆明会合。指派陈春圃打前站,先把汪精卫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和财物带去昆明,用飞机送往香港,然后自己留在昆明,与周佛海一同等候汪精卫。
一切刚刚安排停当,突然发生了意外。就在汪精卫决定逃离重庆的前两天,即十二月六日,蒋介石突然从衡阳回到重庆。蒋的回渝,使他们方寸大乱,不仅汪精卫不能脱身,周佛海也收到立即回重庆的电令。
但不两天,周又接到汪精卫的电报:“现在蒋介石还不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大概不会有什么其他可疑之处。”
在重庆的汪精卫,表面上虽然佯作平静,心里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逃脱的机会终于来了。
一个星期后,汪得知十八日蒋介石要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这样的会,汪精卫照例可以不参加。
于是十六日那天,汪精卫直接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某,要他预留几张十八日飞往昆明的机票。并告诉他,机票由他直接送往自己手中。彭是汪系的人,接了电话,自然照办。
十八日上午九时许,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四人,先赴重庆珊胡坝机场,约定汪氏在飞机起飞前数分钟赶到。
事有凑巧,当陈璧君等到机场时,蒋介石的亲信、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在搭机飞滇。
这本是极平常的事,但做贼心虚,陈璧君很紧张,即示意曾仲鸣上前与他周旋。曾含糊其词地告诉他,汪夫人有事赴滇。周当然不会有丝毫怀疑。这使陈紧张的心情,稍稍得到安定。离预定起飞的时间将届,而汪精卫仍踪迹杳然,四人心里非常着急。陈璧君立即嘱咐曾仲鸣,如汪迟到,就向机场说明,有汪氏搭乘该机,延缓起飞。
直至飞行前二三分钟,一辆黑色的轿车疾驰而至。周至柔等看到汪氏,上前谒见。此时,陈璧君才告诉周说,汪先生去昆明演讲。
当天下午,飞机徐徐降落在昆明机场。汪精卫原来电告陈春圃,只要龙云一个人来机场接即可,谁知钻出机舱门一看,机场的正面排列一大群欢迎的人,这使心怀鬼胎的汪大吃一惊,责怪陈春圃没有遵照他的指示办事。
轿车开出机场后,一直驶入龙宅。下车后,汪氏与龙氏在楼上进行了密谈,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深夜。
据说,谈话结束时,汪还用激将法对龙云说:“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先生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
在昆明停留二十小时后,汪等一行乘坐一架由在航空学校任教官的陈的内侄陈国强,向欧亚航空公司经理李景枞商包的专机,于十二月十九日离开昆明飞往河内。
在梅思平与日本方面的联络中,计划是汪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成都于十日到达昆明,然后立即转达河内。
日本方面见汪精卫一伙迟迟不能到达,又得不到确切消息,把今井武夫急得团团转,赶忙从上海赶到香港,找高宗武直接联络。
二十九日,由林柏生经手,在香港《华南日报》公开发表致蒋介石和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
《艳电》的发表,既是汪氏公开投降日寇的宣言书,也是他向蒋介石发出的“恢复和平”的最后通告。
《艳电》发表后,舆论哗然。在舆论的压力下,中央在蒋介石的主持下,通过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和撤消其一切职务的决定,并下令“严缉惩办汉奸”。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派遣汪精卫过去的心腹谷正鼎,带着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和五十万元的大笔款子去河内游说,让他们到欧洲作长期旅行和休养,并急切地表示,对日本的和、战问题都可以商量。
如果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但只要“不再有第二步的行动,即重新组织政府,将来还可以合作与取得谅解”。
汪精卫与蒋介石是政坛上的夙敌,对汪来说,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单独掌握一个政权,是孙中山逝世后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如今好不容易得来这样一个机会,冒着生命危险才逃出重庆,岂肯半途而废于蒋介石“特使”的几句甜言蜜语。
汪精卫怒气冲冲地对谷说:“他数次暗中迫害追捕驱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国应时归来,去来何尝得到过他什么护照?!”
“今日何必多此一举!”一席话,使得谷正鼎目瞪口呆,知游说无望,便拿起护照告辞。谷正鼎回渝复命。
蒋听了谷的汇报后,知道这个局面已无法挽回,便决定对汪采取强硬手段-监视汪的一切行动,并随时进行暗杀。
深知蒋介石其人的汪精卫也清楚得很,谷正鼎的碰壁,必然会给蒋介石采取行动制造口实。
所以当谷正鼎前脚离开汪宅的大门,汪返身就对陈璧君和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
一九三九年元月的一天,军统局天津站的负责人陈恭澍突然接到“十万火急”的电报,并注着“亲译”二字。
象这样时限等级的电报是少见的,陈急忙译出。原来是军统最高负责人戴笠的电报,要他火速赴港待命。紧急命令,不得迟疑,陈当天乘船南下。
到香港的当天,陈才得知,与他一起奉命等待的还有王鲁翘,并从王那里了解到,此次是去河内执行任务。为何去河内执行任务,是什么样的任务,对陈来说,仍是个一时不解的谜。
第二天,戴笠秘密来到香港,并于当天亲自带着陈恭澍、王鲁翘坐飞机直飞河内。
一路,三人没有任何话题,默默地坐着,各自思考着自己的问题。他们都是军统局的老人马了,干惯了这一行,都懂得在这种时候,上峰不讲话,下级是毋须多问的。
其实戴笠在这以前早有安排,已派军统特务方炳西先期到达河内,做好了相当的布置: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到一幢房子。房子的格局不大,两层上下,不引人注意。还买了一辆二手货的福特牌汽车。福特汽车有一种优点,只要一启动马达,车子就开动了。这对干特务一行是特别需要的。他们三人一下飞机,方炳西就开着汽车把他们接到那幢二层的小楼里。
到了河内,戴笠并不马上布置任务,只是叫大家出去熟悉熟悉,而自己却单独地外出了。
戴在河内共呆了两天时间,在他行将离去的数小时前,才召集陈恭澍、王鲁翘、方炳西三人,向他们布置了河内之行的任务。那时正值半夜时分。
戴为了说明此项任务,他首先简略地向三人介绍了汪精卫逃离重庆的大概情况,并拿出汪氏指使林柏生在香港发表的《艳电》剪报给大家传阅。
看到大家认真而又紧张的神态,戴对他们宣布:我们这一次到河内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某仍不断与日本方面保持接触,希望大家努力,发挥我们工作的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
戴讲到这里,又沉默下来,特意地注视着这次行动的负责人陈恭澍,用缓慢而又带警告的语气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戴的话所以如此不客气,显然是对陈恭澍在天津的工作不满。戴说了这些,似乎还觉得不尽意,又唠叨地嘱咐大家:这不是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处置失当,将会惹出麻烦,你们要特别小心谨慎。
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戴说到此处,起身开了一瓶酒,在每人面前倒了一杯;也为了提提神,想通过边喝边谈的方式,使紧张凝结的气氛松淡一些。
我到重庆后,随时有电报来,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马上就可接通,保持经常联系,这最后一句,戴特别加重了语气。
人生地不熟,这些人再有本事,也难以施展,因此早已为他们作好周密考虑的戴笠,最后又单独地向陈恭澍布置了一番:“这里有一位对我们大有帮助的人,他的地位非常特殊,我们已和他约好,指定你和他联系,不能由第三者去找他。他可以提供高级情报,同时也可以给我们行动的线索。”
说到这里,戴从口袋里掏出张名片,告诉陈,你找到这个人,他会告诉你那位特殊身份的人。
早晨七点多钟,戴笠坐飞机回重庆去了。戴走后的若干天,由戴笠调遣到河内的人员陆续到达,共有六人,一些应具备的器材也陆续运到。
人员配备齐全,组长陈恭澍立即带领大家投入工作。要监视汪精卫,必须弄清楚他的下落。
这位有多年特工经验的老手,竟忘了戴笠临走时嘱咐的:工作上有问题,可找我们已经联系好的一位身份特殊的先生帮助。或许陈以为,这种问题还不属于请求帮助的范围,因此让手下人四处侦察,以弄清楚汪的行踪。
经过多方努力,他们仅得到了关于汪氏踪迹莫衷一是的消息:有人说他隐居在一个无名岛上,也有人谈他住在铁路饭店或大陆饭店。
汪冒千险万难到河内,躲在一个所谓无名小岛上,看来很不可能,因此第一种说法很快被他们内部否定了。
河内的大饭店都是用外文标名称的,一时无从寻起;此外河内也有华侨经营的中小旅馆,都是中国式的,查遍了各处,凡挂中文招牌的旅馆中,没有一家叫“铁路”或“大陆”的。
事实上,汪某也绝不会在这种地方住下。很快又听说,汪氏到河内后,寄居在朋友家里。所谓的朋友是谁,一开始根本没弄清楚,经过进一步核查,花了不少气力,才知道这朋友姓朱。对此又有消息说那朋友家,是朱执信的旧宅,也有说是朱培德的别墅。
这一系列有头无尾的消息,无论如何也使他们无法弄清楚汪某到底住在哪个“深山”里。连住处都没有弄明白,还谈什么“监视”,还执行什么任务。
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突然收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的密电:“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迳去欧洲,是否有此迹象,速即查报”,并命妥为布置。
这一电文,使组长陈恭澍叫苦不迭,连汪某的影子都不知道,又从何查复;既不能对上级说实话,当然也不敢信口乱说,然而又不能不复,太为难了。
这是件刻不容缓的事,马上就要有答案,于是陈恭澍召集骨干会议,商讨此事。可是谁也提不出具体有效的办法来,问题几乎到了无法解决的田地。最后陈于无奈之中找到了这样一个办法,即暂时不复。
大家都同意了。不过,按照军统的规定,这种“暂时”,也只有四十八小时的期限。
问题严重的是,如在四十八小时内,丝毫没有进展,而且相反得到这样的消息:汪精卫已经逃离河内到日本,那就是一种难以设想的后果,也是无法交待的事情了。想到这里,他们都不寒而栗了。
在这茫无头绪之际,戴笠又来了电报,催询与那位特殊身份人的联系情况。这些人简直是紧张得昏了头,竟然在这种时候没有去找一下那位先生的帮助。
当天,陈恭澍顺利地和那位特殊人物见面了。地点是在他的家中。经人介绍,那人自称徐先生,祖籍江苏无锡,四十岁出头,在欧美留过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此人五短身材,体形粗壮,脸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光看外表,不知是干哪一行的,然而开谈,却又不象个文人。
他虽不是闽粤人,却在当地的华侨社会里,广受人们的尊重。他不仅和法国驻河内的官员们颇有交往,而且与法国籍的警察总监尤为熟稔,并且时常有舞会或酒会增进着他们的友好感情。
徐某的这些上层社会关系,无疑会给河内的军统特务行动组提供很大的方便。
徐某立即作出反应,干脆而又轻松地回答:“这很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徐某回答时一副轻描淡写的神情,使这位苦于无法解决难题的组长脸上出现了疑惑不解的神情,怀疑是否有开玩笑说大话的可能。但立即转而一想,此人系戴笠一再关照的绝对依靠的对象,心中又有些坦然了。
第一个疑问刚得到自解,另一个疑问又在他的脑海中陡然升起:徐某说的“问问他们就知道了”,他们是谁?难道是汪精卫左右的人吗?这个简单的自间,很快被理智否决了:绝对不可能。
半天光景,这位徐某就有了回音;汪精卫住在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的洋房内,目前的确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并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明。
不过截止目前为止,尚未作出最后的决定。至于准备到哪里去,据透露,先到西贡,再搭轮船转赴法国。
徐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明白清楚,使陈恭澍十分满意,感到这些情况,足以使戴老板满意了。
高兴之一瞬间,一个老问题又升浮脑;海,徐某哪里得来的消息?是谁说的?此人与徐某什么关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觉得非问不可了。
徐某对于这些问题,丝毫不感到为难,采取了非常友好合作的态度,把他所了解及接谈的经过,全部讲了出来。
汪精卫在河内的活动,照规定是要向主管机关报备的,而徐某的朋友,都是这些部门的掌柜。
不过徐某也不是没有顾忌的,他虽然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秘密,也就不得不叮嘱陈恭澍了。对于你们的行动,我只能在幕后给予全力协助,万一传出去,说是我也参加在内,那就糟了。显然,徐某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必直接找他。
果然不久,徐某就给河内工作组介绍了一个人,作为双方之间的传达。这个人姓曾,人称曾先生,福建人,三十开外,大高个子,瘦长,是属于奉命唯谨类型的人。由于曾某的这种性格,没有给工作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
不久,通过曾某介绍,认识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他给军统河内工作组的工作带来了相当的方便。
这年轻人名叫魏春风,只有二十来岁,福建人,在越南长大。他不仅通晓法文,且能说一口十分道地的越南土话。自从这个小伙子加入他们的工作以后,简直成了他们的活地图,一刻也不可缺少的引道者。
魏春风还有一个女朋友,是个越南姑娘,姓阮。她在男友的动员下,也积极帮助起河内行动组的工作来。
自从与徐某接头之后,加上魏春风等人的直接帮助,工作情况大为改善了,以前想要知道而又无法知道的事情,现在都已是柳暗花明了。
根据徐某所提供的材料,陈恭澍带着王鲁翘等几个老练的特工,对高朗街二十七号的花园洋房,进行了日夜仔细的侦察,从而引出了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一幕。
高朗街二十七号,是一幢三层楼的西式房,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也有角门。临街一面虽说有大门,但经常是紧闭的。
大门的进身不深,在街上便可清晰地看到房屋的窗户,如果没有窗帘遮蔽的话,也许能看到屋内的情景。这里虽然离市区不远,但异常僻静,这主要是高级住宅区的缘故,常人的脚步是很少在这儿停留的。
对这一切作了初步侦察后,他们又对高朗街通往其他各街的通道作了一番熟悉。对汪宅外围的观察是必要的,也是容易了解的,难的是如何设法了解房内的各种动静。
不久,魏春风转来报告: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可除汪氏夫妇外。其他人难以辨别。由于这么重要的消息来自一个小人物,所以谁也不敢贸然相信。
在河内,得到这些情报已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陈恭澍满以为这些情报可以使戴笠满意了。然而与愿望恰恰相反,重庆的戴笠甚为不满,三令五申地要他们迅速查明汪精卫与日本方面勾结的具体情况。
尽管河内有徐某的鼎力相助,魏春风的多方搜集情报,终因无法在汪左右安插一个内线,当然也就无法满足上峰的要求了。
几天后,徐某告诉陈恭澍,从法国朋友那里听说,有两名日本军官,一是大佐,一是中佐,一直逗留在河内,与汪密谈。虽不知密谈内容,但当情报到达重庆后,立即引起重庆方面的高度重视。
汪精卫与日本方面在河内的频繁接触,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事情,也是重庆方面十分敏感且又不愿听到的消息,它预示着日本将正式承认汪精卫的地位,并扶植他出来组织政府而抛弃蒋介石于不顾了。
重庆政府感到事态的发展极为不妙,因此决定对汪精卫采用强压手段,将他杀死在河内。于是河内的行动,也到了紧锣密鼓的阶段。
不久,曹师昂携同法国妻子来到河内,将戴笠托带的两枝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在事先约定的接头处,交到了行动组长陈恭澍手中。枪是崭新的,美国制造。左轮枪的特点是射程远,杀伤力大。
曹师昂系湖南人,毕业于法国军事航空专业学校。曾任法国空军第三十五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法国空军作出过贡献。
抗战时期,又担任了法国志愿军大队联络官,并驾驶法国制造的飞机与日军作过战。此次来河内是专程,系戴笠费尽心机觅宝似的将他邀请来的。因此越南原为法国属地,法国方面对任何持有或使用武器的人,一旦查出,一律判以重刑。
由于曹师昂在法国的那段特殊经历,加上妻子又是巴黎人,因此戴笠托他们携带武器,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因为任何法警不会对他们产生怀疑而检查他们的行李。
在曹师昂带武器至河内的第二天,重庆又来密电,通知他们到河内海防一个处所,洽取三支驳克枪和子弹。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凌晨二时,河内行动组收到了戴笠从重庆发来的绝密电报:“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经讨论决定:如无重大变化,三月二十二日深夜采取行动,油唐英杰带路,王鲁翘、余鉴声带若干人进入汪宅,强行枪杀。其余的人,一部分在汪宅外接应掩护,一部分留在家作后勤,力争万无一失。一切行动由陈恭澍指挥,进入汪宅后的行动,由王鲁翘负责指挥。
为了使这次行动能够一举成功,在行动前,陈又指定唐英杰等人对汪宅再作一次侦察,确定汪精卫的卧室在三楼的客厅。
三月二十日早晨九点半光景,行动组的几个主要成员正围着饭桌,讨论行动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忽然,魏春风从外面跌跌撞撞地闯进门来,气喘吁吁地报告:“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外出的模样,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那是徐某的电话,他用简短急促的语气告知:“他(汪)偕同家属准备午前起身到打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此刻还弄不明白。”说完,挂断电话。
职业的敏感,使他们知道务紧迫,不允许有更多时间的考虑,于是陈恭澍立即通知行动组人员携带武器,待命出发。同时又让魏春风设法让人在不露痕迹的情况下,守候在汪宅附近,监视一切,一有情况,火速电话报告。又通知方炳西,立即前往徐某处,请他设法利用与河内警政当局的私人关系,随时将了解到的汪的动态见告。
正在这时,魏春风急电找陈,告诉他,有两部黑色的大轿车,已从汪家大门开出,方向是红河大桥,车内除汪夫妇外,还有其他五六人。
可以想象,魏是一边打电话,一边在监视。接到这个电话,陈立即大声发令,全体立刻上车。
途中,车内七个人没有一句话,每个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双眼密切注视着路上的一切车辆。这显然是过于紧张和焦急的反应。
过了十来分钟,汽车总算过了桥,于是一个右转弯,驶入直线,加大油门,连越数车,飞驰前进。过了一程,遥遥望去,相距约八九百米处,停着两辆黑色大轿车。
他们初步断定这是汪精卫一行,于是小心地将车子向前推进了四五百米,慢慢地停靠在路边的一棵大榕树下。
这一天,晴空万里,能见度很好,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辆黑色轿车的车头对正路面,并排停在那里不动。车子的这种摆法,内行人一看便知,显然是有准备的,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左右两便。
但车内到底是些什么人,汪精卫夫妇在哪辆车里,那是无论如何也看不清楚的。不过老是待在几百米远的地方守候,也不是个办法。
由于焦急,没等组长陈恭澍征求大家的意见,车内的几个人就讨论开了,看法不同,意见各异。其中陈邦国的意见最干脆,他认为车内一定有汪精卫,应该立即冲上去,干了他。
这是一个大胆而富有刺激的冒险行动,在座者都似乎感到或许会成功;但又怕失败,暴露目标,所以又有些犹豫。正因为如此,当余鉴声表示不赞同时,大家也就默许了。
为了慎重起见,陈恭澍决定,将车子开过去,利用掠车而过的机会,探明车子内何人再作打算。
然而棋失一着,铸成了天大的遗憾,使历史演出了另外的一幕。车行速度非常快。
尽管是一瞬间的扫瞄,有如浮光掠影,但汪精卫一行,没有逃过这些人训练有素的双眼:这一班人连司机共十个,其中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因为是熟面孔,看得清清楚楚。
看到这种情景,他们几个人的心都快蹦了出来,原先紧张的脸都变得发白了,并且都已习惯地将武器提在手中,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唤:掉转车头!快!快!
汪精卫一行是相当警惕的,当对方的车刚擦过时,司机就启动马达,因此当行动组靠窗坐的人回过头看汪的车子时,车子已开始在公路上奔驶起来。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汪一行两辆轿车,分别前后,载汪的车居前,另一辆随后,飞快地朝前奔跑,把那满载着七人的福特小汽车甩下好几百米。
可是驾驶小车的行动组长陈恭澍,此时却不甘心,以为前面正在修桥,到时车速总会慢下来,距离也会缩短,等过了桥,相距近时,决定动手。想到这里,陈充满了信心,踩大油门,向前追去。一霎间,车到桥边。
真算是老天助汪,汪一行的两辆轿车刚过桥,交通灯光一闪,红灯跳出,把一大排车辆长龙似地堵在桥的另一头。
行动组的成员们眼睁睁地望着两辆轿车驶去,都非常懊恨,尤其是陈邦国,再也忍不住了:“我说冲上去干多省事。”这话显然是埋怨组长陈恭澍的优柔寡断。
等过了桥,福特汽车只有遥遥尾随的份了,直到那辆黑色大轿车安然躲进高朗街二十七号。
这一切,前后还不到两小时的光景;行动组的这一趟穷追,落得个徒劳往返,铩羽而归还不说,而且暴露了目标和意图,给今后的行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红河大桥之行,坐失良机,行动组的人懊丧已极,越想越窝囊,回到住所后,既不想休息,也不想吃东西,甚至连话都没人愿意多说。
组长陈恭澍,此时除懊丧外,,还考虑着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身份已经暴露,可能行动的机会不会再那么容易了;而时间不允许他们再拖下去,如何向上峰汇报?想到这里,陈恭澍的额头上涔出一层细细的冷汗。
见面后,陈直截了当地把上午追踪汪精卫失败的经过告诉了他,要求他尽最大努力,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盯牢汪家的一举一动,有何发现,随时电告。魏一口允承了。
下午四时,魏春风打来电话,小声报告:“他们夫妇俩正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象在争论什么。”
这消息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汪精卫在受了红河大桥的惊动后,反而越发胆子大起来了。
可陈恭澍根本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立即挂断电话,唤王鲁翘、张逢义二人,奔上汽车直驶高朗街。然而这一趟又扑了个空。因为等他们的车子开到时,汪夫妇已经不在草坪上了。
特别是第二次的扑空,使已经憋了一肚子气的组长大动肝火,决定不顾一切,在当天夜间,对高朗街二十七号作一次突击性的强攻。
三月二十日晚十一时四十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七个行动人员,在夜静中小心翼翼地出发了。
出发前,他们作了详细的分工,组长陈恭澍任总指挥,开车在二十七号宅不远的路上等候;王鲁翘、余鉴声、陈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指定陈邦国为开路先锋,此人力大过人,勇猛强悍,宜当此任;唐英杰为陈邦国引导登楼,因为他事先数度对汪宅进行过侦察;王鲁翘为主,余鉴声为辅,二人同心协力执行锄汪,彼此接应,互相掩护;张逢义、陈步云巡回户外,以为哨戒。
此外,还与魏春风洽商妥当,由他负责与当地有关人员联系,并与组长保持接触。
几个转弯,车子开到了汪宅附近。车子刚在高朗街左侧的一条巷道上停下,王鲁翘他们几个人还不曾全部跳下车,突然从暗中窜出两个越南便衣警探。尽管语言不通,但从手势中,行动组的人看得出,是叫他们赶快离去,不得在此停留。
正在危难之际,魏春风有如及时雨一般地出现了。他上前拉了一个警探走向暗处,另一个也跟了过去。只听得几声嘀咕之后,魏春风朝组长跑来,问他身边有没有带钱。
最后倾囊中所有的四千五百元的票子,将那两个人打发走了。警探一走,七人立即全部下车。
林荫大道上,老榕树参差丛丛,大王椰子高耸入云;本来是一片美好的热带风光,此时它的枝叶,在夜风中不停地舒展舞动,有如魔影怪手,大有阴森之感。
突然,组长发出短促有力的命令:“开始行动!”组长一声令下,只见唐英杰一马当先,高攀双手,一抓墙头,腾身而起,翻墙而过,无声地落入院里。
根据原定计划,他立即奔向后门,想从里面托门打开。一摸,门不仅上了栓,栓外还加了一把大锁,用力一扭,竟丝毫不动。
唐英杰连忙探出头示意,于是陈邦国领头,双脚踏着张逢义的肩翻过墙去。王鲁翘、余鉴声也由陈步云一个个地托了上去。随后,张逢义防守于后门外,陈步云则游弋于巷头与街道之间,并与张取得呼应。
后门内的小院落,只有五米见方,走上三级台阶,乃是通向后院的房门,进了这个房门,才能够登楼入室。
陈邦国先用手掌按了下这扇门,又转动了一下门球,门纹丝不动。于是他不假思索地从腰间抽出一把小斧头,连劈带砍,又猛力用脚一踹,门应声洞开。
不用说,这一阵巨响,又值深夜,势必惊动了汪家上下人,也许是因为害怕的缘故,竟没有人出来查问一声。
王鲁翘等得不耐烦了,没待唐英杰引路,已经手持武器,踏过门洞,飞步跃上楼梯。唐英杰和余鉴声见势,紧随王鲁翘之后,相继登楼。陈邦国则独自留在底楼,以防不测,并掩护上楼人的安全,同时保住出去的通路。
忽然,只见有人推开房门,探出头朝外偷看。陈一时性急,举枪则射,一连开了好几枪,嘴里还吆喝着:“再出来,我可要真揍了。”这一手把对方吓得再也不敢露头了。
几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此时坐在汽车上的组长陈恭澍由于过分紧张,以为对汪精卫开始行动了,立即作出接应他们撤退的反应,开始移动小车。但枪声响过后,再无动静;环顾周匝,亦不见人影。
此时,飞步来到二楼的王鲁翘,见扶梯亮着灯,而每间房门都紧紧地关闭着。他正待上三楼之际,突然有个年轻人从楼梯后面钻出来,和他打了个照面。
王鲁翘先是一惊,但见他空着双手,面带惊慌,逐用枪口对着那人,小声命令道:“不许叫喊,赶快回去。”说完,顾不得那人如何,转身登上三楼。
到了三楼,王手扶拦杆往下一瞄,看到余鉴声已经站在二楼的梯口 立即问道:发现什么情况没有?余摆了摆手。
王感到已无后顾之忧,这才大胆地奔向靠近前端的那间主房。这是预先侦察好的房间,在行动组的心目中,它就是汪精卫的卧室。
王鲁翘用力推门,推不动,再扭动门把手,也毫无效果。老练的王鲁翘立刻作出判断:里面有人。
余鉴声招呼唐英杰下来代替他的警戒位置,自己也到了三楼。王、余二人合力劈起房门来。
王鲁翘蹲下身子,歪着头朝里望,借助楼梯的微弱灯光,看到床铺底下趴着一个男人,他上半身掩蔽在床下,完全看不清,腰、背、双腿则全部暴露在外面。显然是闻声后,被吓得不知所措的一种逃命措施。
根据情况判断这是汪精卫的卧房,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又看到一个男人趴在床下,王鲁翘立刻作出判断,此人就是汪精卫。
因此他毫不迟疑,举枪便射,一连开了三四枪。因距离很近,王看得非常清楚,粒粒子弹都射入床下人的腰背,并看得见,在他身子的周围,淌了一地的血。
此时,在街上的陈恭澍,听到从三楼发出的枪响后,凭着经验,认为差不多完成任务了,便开始启动车子。
刚兜了一个小圈,约摸二三分钟,突然发现了王鲁翘,只身从一条小巷子里转出来。陈来了个急刹车,有意发出响声。表示招呼他上车。
汽车载着王鲁翘刚缓缓转了一个圈子,以便等候其余的人,不料突然传来了刺耳的警车声,大小两辆警车载着大批武装警察风驰电掣般地呼啸而至。
这是由于王鲁翘他们在离开汪宅前,没有将三楼楼梯口的电话线割断,因此等他们一离开,汪宅内的人便打电话给警察局。
陈恭澍一听警车的呼啸声,知道事情不妙,便加大油门,迅速驶离现场,回到寓所。
一路上,王鲁翘已经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十分有把握地告诉陈:“事情已经办妥了,眼看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抖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陈听了如释重负,显得异常的兴奋与轻松。
回到寓所后七八分钟,唐英杰、陈步云两人回来了,他们是殊路同归,彼此并无联系。其余三人一直等到天亮四点多钟,毫无音信。
正在焦急,突然电话铃响了。铃声是那么的急促,陈象触了电似的,猛地从座位上跳起,拿过电话筒一听,是徐某的声音。
徐某劈头就说:“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前面的两句话使陈恭澍犹如万丈高楼失脚,全身凉透了,后面的话已再也听不进去了。
挂上电话,陈恭澍浑身无力,连讲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一屁股坐到床沿下,低着头,望着地板,茫然得很。
在一旁的王鲁翘刚才也隐约地听到了电话内容,所以坐在一边,好半晌说不出话来,羞愧交加。
电话铃又一次响了,仍然是徐某的声音,他报告了这样一个消息:“有三个人被捕了。”
又恰是一盆冷水兜头浇来,浑身冰凉。事实表明,这次刺杀不但失败了,而且再也无法挽回败局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没等到行动组自己汇报,戴笠已下令解散这个小组,召组长陈恭澍回重庆。
其余人员则分别被派往他处,执行新的任务。十多个人几个月的努力,最后付诸东流,失败于一个夜间,使汪精卫得以多活了几年。
原来行动组动手的那天晚上,曾仲鸣的老婆方壁君从香港赶到河内,汪精卫便临时决定将三楼的那间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自己与陈璧君搬到另一间小屋去住了。
这一情况,执行任务的主鲁翘做梦也不曾想到,因此当他登上三楼后,便毫不犹豫地对这大房间的人下了手。其结果是误中副车,使曾仲鸣当了替死鬼。
当王鲁翘执行完任务,汪宅恢复寂静的时候,方璧君才敢打开电灯。她看到丈夫曾仲鸣倒在血泊之中,再也顾不得危险,冲出房门,竭声呼叫。
听到方的喊声,其他房间的人,如恶梦初醒,纷纷来到曾仲鸣房间。就在此时,法警已.经奔上楼来,立即将浑身沾满血的曾仲鸣抬下楼来,用车送往医院急救。
经医生检查,曾仲鸣腹部中弹累累,血肉模糊,医生立即为他剖腹施行手术,割去了尺余长的一段肠子。但毕竟流血过多,曾仲鸣已是危在旦夕了,医生也一筹莫展。
当天下午二时,汪精卫听到曾仲鸣已濒临绝望的报告,亲往医院探望。但是河内对于他,此时仍然是危机四伏,很难保证不受到军统特务的意外枪杀。
因此当汽车从高朗街驶往医院时,何文杰,汪文惺夫妇与汪的内侄陈国琦,坐在车厢中,而汪氏则蜷缩在他们的足畔,上面还用衣服覆盖着,使人不知道汪氏在车内。
汪精卫亲临医院探望,医生的态度,众人悲伤的情绪,这一切使曾仲鸣自己感觉到已无回生之望了。但他神志却很清醒,当汪氏离开病房后,他坚决要求坐起来。
原来,汪精卫从重庆出逃时,所带的金钱,全部以曾仲鸣的名义存入银行,如曾仲鸣一旦身死,汪将立即会陷于窘境,因此曾挣扎着坐起来,用擅抖的手,开好一张空白支票。支票开完不久,曾便闭上了双目。
汪精卫得到曾仲鸣的死讯,悲痛不已,亲笔为他撰写了《曾仲鸣先生行状》,以示对这个“以身代殉”的亲信的哀痛。
不过,象曾仲鸣这样的人,如没有遭到这个意外的枪杀,日后也会同其他的汉奸一样,逃脱不了历史对他的惩罚。
河内刺杀这一幕,虽是误中副车,使汪逃脱了一次厄运,但对汪氏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六天后,即三月二十七日,他便发表了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揭出了蒋介石与他原是沆瀣一气的底牌,表示了对蒋介石刺杀行动的反抗与报复,并加速了组织汪伪政权的步伐。